京畿形势，实于大清极度不利。
自去年二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令户部满尚书英俄尔岱主持京畿圈地事项，顺天府所辖各县及京东永平诸府便成圈地重灾区。
朝廷谕令是说把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实际圈地却是不问有主无主，只要是良田一律圈为旗有。尔后，更是连田主青壮、妻女美者皆圈，只老朽丑妇裹了铺盖卷背井离乡，生死由天。
此恶政引得通州乡民郝通贤等三十一人联名上奏，称奉旨分地满洲大兵圈种，约圈三千余倾。后又圈牧马地五千余顷，致使通州民众无地播种矣。
“此处八旗庄，彼处高丽田，或满洲、或蒙古，或朝鲜，独无汉人存身之地！”
京畿百姓不是没有反抗过，然而面对满洲人的屠刀，百姓敢怒不敢言。
去年八月山东顺军高杰部入寇北直之后，便同往油锅下塞了一把柴火。
不愿被满洲圈占土地的汉民纷纷起事，或为大军提供情报，或群起攻杀官吏，或于水井投毒，或扒拆桥梁，放火焚毁已成熟的庄稼，一时之间，京畿一带又处处烽烟。
时因八旗主力不在京畿，辽东又有贼乱，清廷实是没有能力围剿流窜机动的高杰部，又见处处反抗，统治严重动摇，多尔衮不得不下令户部传谕各州县有司，凡民间房产、土地为满洲圈占、兑换它处者，俱视其田产美恶，速行补给，务令均平。
然而此谕冠冕堂皇，所谓均平仍是一句谎言。
顺天巡抚傅景星奏称：“田地被圈之地，俱兑拨劣地薄地。”
但谎言归谎言，在一些地方这道谕令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执行，遏制了滥圈恶政，一些满洲圈占者为了做做样子，也不情愿的将前番所圈良田发还一些给被圈汉民，使得这些苦主对满洲的怨恨极大减低。
利益虽没能全部返还，但于大地主及士绅看来，这是清廷向他们的妥协，结果便不再支持附近的抗清义民，也不再同北寇的“顺贼”联络，倒继续心甘情愿的又为清廷卖起力来。
“今日你们能得还田地，能过安生日子，不是因为鞑子悔悟，起了善心要做那大慈大悲的菩萨，更不是你们这帮人有什么本事，而是因我们这些不愿做鞑子奴隶的人来过！”
高杰部将、大顺监国闯王的外甥李延宗在率军攻打遵化城不果后东出山海关时，在抚宁对那帮一开始欢迎顺军，现在却视顺军为仇寇的被圈田主如此说道。
之后，李延宗下令所部斩尽有地者。
因为，京东圈地最厉，贫民皆无地，而有能力让满洲发还一定土地的皆为士绅大地主。
这些人，骨子里更恨农民军出身的大顺。
与圈地相伴的另一恶政是缉拿逃人法。
所谓“逃人”是清廷的说法，实际就是当年清军在辽东及随后几次入关战役中俘虏的汉民。
仅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就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
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再次深入畿辅、山东，俘获汉民三十六万九千口”。
入关攻占北京之前，清军前后掳去的汉民总数在两百万人左右，这些被驱迫为奴的汉人本身既过着毫无自由的牛马生活，子孙也被称为家生子儿难以摆脱世代受奴役的命运。
有很多汉人因为忍受不了清军的虐待和思乡之苦，纷纷寻机逃亡。也有很多人因走投无路而悲愤自尽，仅前年辽东各处旗庄就奏报“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
也就是说清军未入关前，在辽东每年有不下两千名汉人为奴者自杀。
此后清军入关，在京畿同北直一带又掳数十万人为奴，并将关外的大量汉奴往关内迁移，欲以这些人口充实京畿，为满洲征服中国提供源源不断的钱粮支撑。
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因为八旗兵不事生产，专伺征伐，如此就需要数以百万计的汉民为他们种地，提供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
大规模圈地便是服务于此。
同样，大量汉奴往关内迁移时，也出现大逃亡。
去年十一月，户部奏报：“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达十万之众。”
旗下奴仆的大批逃亡直接影响到满洲各级人等的生计，多尔衮为维护清廷统治，严厉推行“缉捕逃人法”，严禁任何人等私藏逃人，一旦发现便以窝奴罪论处。
去年十二月，谕“有为投充、逃人牵连二事具疏者一概治罪，本不许封进。”
随着局势对清廷越来越不利，缉捕逃人的力度便更严苛。
只是，已经率大军行至涿州的多尔衮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的后方良乡县，大清怀顺王耿仲明的军营外却跪了上千名逃人。
良乡县是顺天府的直辖县，位处保定同北京的交通官道之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故多尔衮率军南征后，良乡便成了一处极为重要的物资转运地。
而怀顺王耿仲明的军营就在良乡县城以南二十里的李家庄。
之所以耿部反而落在大军后面，原因就是耿部携带大量火炮，运输速度不快。
多尔衮急于率军赶到保定同顺贼西路军野战一决高下，自是等不得炮车慢慢往前拉。
耿仲明是在吃晚饭时从部将梅勒章京陈绍宗那里得知营外跪了上千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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